冯健是我的大弟，现担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节目监制、高级编辑、资深著名节目主持人，连续两届被聘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首席编辑。别人都说冯健像个兄长，亲切、自然、诚恳，眉宇间透露出一种无形却有神的倔强和执着。而这倔强和执着的背后正是冯健生命中难以磨灭的经历以及经岁月凝结的情结。

　　我们姐弟三人从小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在紫禁城西侧与中南海的东侧，中间有一条历史悠久的美丽街道，它北临北海公园，南接广场，中间以西华门为界分为南北长街。这条街上有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王府以及清朝和民国时期达官显贵的府邸。我们的家就住在北长街。街两边矗立着一人多粗的槐树，春天一到，满街槐花飘香；夏日里茂密的树冠遮天蔽日，是天然的阳伞，我们在树荫下捉迷藏、做游戏，夜晚时大人们摇着蒲扇在树下乘凉，我们围坐在他们身边听着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以及吓人的鬼故事，常常都不敢独自回家了；秋天绚烂的树叶给人以无限的遐想；雪花飘飘的冬日树枝上堆满了晶莹的白雪，像童话般的世界，我们堆雪人、打雪仗、在马路上滑雪车（当时只有五路汽车偶尔过一下，马路上是很安全的）。故宫的角楼倒映在清澈的护城河上，亦真亦幻，优雅温馨。我们姐弟三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我们的父亲于1945年大学毕业，是一名数学教师，母亲是医生，并有些祖上留下来的产业，家里经济条件还算是不错的。父亲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姐弟很小就都被送进当时北京最好的中山公园幼儿园接受童年教育。并为我们每个人聘请了家庭教师学习绘画、钢琴、小提琴。

　　冯健6岁开始学习小提琴、钢琴。1966年，**开始了，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某日突然来了一群十一、二岁的小学***和几个十三、四岁的初中***，开始抄我们的家，而这只是因为我们家被划定为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家庭。他们让我父母及七十多岁的老祖母跪在地上，用蘸着水的皮带抽打，我母亲头上被扣了铁桶，***使劲抽打，爸妈头上都被扣着纸糊的高帽，胸前带着侮辱人格的大牌子游街。仅仅数日后，我们全家便被***押解着遣返回祖籍山西省寿阳县桑窊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劳动改造。在火车上，那些十三四岁的***坐在座位上随时呵斥、谩骂我们，而我们全家人则被逼着跪坐在地上一天一夜回到了山西。

　　我们姐弟三人都还尚在懵懂无知的少年儿童时期，全部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当年冯健11岁，与父母一起在生产队劳动改造，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看不到希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将来会如何，无人知晓。

　　在1967年，冯健曾偷着回北京上了一年多的中学。当时社会上非常混乱，中学并不清楚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只是根据小学报上来的名单发入学通知书。通知书发到了我的姑爷爷家，他们想方设法寄到了我们手里。父母亲觉得要抓住这一线希望，就让冯健冒险回到了北京。由于我们是***的狗崽子，怕连累别人，不敢住到亲戚朋友家。冯健白天上学，晚上就住到北京火车站的候车室，有时睡在地上，有时睡在椅子上。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总是每天早晨用装在书包里的洗漱用具刷牙、洗脸，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临睡前还要洗脚，保持着原来良好的生活习惯。一个12岁的孩子，在北京可以说是无家可归、风餐露宿，小小年纪备尝艰辛。

　　冯健咬紧牙关坚持着，他随身还时刻带着心爱的小提琴，走到哪里提到哪里，睡觉的时候抱在怀里怕别人偷走，没课的时候还义务教学生，教课的地点就在中山公园或劳动人民文化宫。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思想宣传队，经常去演出。冯健最盼望下乡学农，这样就可以和老师同学们住在老乡家里，不用在火车站担惊受怕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的冯健已懂事，倔强的他默默地承受着生活剧变带给他的艰难和苦楚，他执着地相信手中这把小提琴是他摆脱苦难的唯一希望。

　　这样的生活坚持了一年多后，***大串联结束了，各火车站候车室每晚都在开始清查闲散人员，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长期睡在候车室会引起旁人的怀疑，如被遣返回山西就会引来更大的灾难。父母因此决定还是让他先回村里，走一步算一步。回到村里后，父亲又千方百计帮我们姐弟三人联系到距桑窊村三里地的邻村古城去上学。这所学校有中学，校长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我们。可上了不到三个月，桑窊村的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就去找学校领导，质问为什么允许地富反坏右的狗崽子来上学。无奈之下校长只好通知我们从明天起就不要再来上学了。刚刚燃起的希望再次破灭，我们又都回到了村里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晚上收工了，吃过晚饭，冯健就在院子里、破窑洞里，拉着、练着小提琴《思乡曲》、《梁祝》……那幽怨的琴声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在村里劳动了一年多，县剧团来古城村唱戏。冯健和村里的小伙伴们一起去看戏，无意中走到后台，见到了亲切的乐器。他与剧团的人攀谈，说自己会拉二胡。剧团人看到一个操着京腔、虎头虎脑的十几岁小男孩说会拉二胡，觉得很奇怪，就递过来一把二胡让他拉了一曲。一首《赛马》惊呆了剧团所有的人，这首曲子非常奔放，对技巧要求很高，剧团的人很是吃惊。冯健马上说：

　　“我还会拉小提琴！”

　　“真的吗？”

　　“当然啦，我从六岁起就开始拉，拉了很多年了，在北京上学的时候还经常演出呢。”

　　“那过些天，我们回县里，你来剧团给我们拉拉看。”

　　冯健也没心思看戏了，飞快地跑回家里兴冲冲地告诉了爸妈。全家人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过了些日子，冯健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天刚蒙蒙亮就出发了，提着小提琴步行了三十多里路到了寿阳县剧团。他给剧团领导和乐队拉了一曲又一曲，那悠扬的小提琴声将他们都震惊了。那时候全寿阳县的人还从没有见过小提琴，也从没有听到过有人能拉出如此美妙的乐曲，当即决定留用冯健，暂时先从村里借调到剧团。

　　**中有一个情况，**大搞八个样板戏，并要求普及到县、乡、村。原来县剧团演的都是才子佳人、传统戏剧，这样一来就要重新排练，需要招收新的学员，小提琴手是乐队非常需要的，而且很重要，所以一时也就顾不上冯健的出身问题了。

　　过了些天，剧团派人拿着县革命委员会的借调信来桑窊村调冯健去县剧团工作。正是秋天，那天村里许多人正在村口的场上打谷子，来人问村革委会在哪里，并说明来意。当时生产队长就质问来人，说“我们这么多贫下中农的娃娃剧团不要，非要地富家的子弟？”来人反问“贫下中农哪家的娃娃会拉小提琴，还要拉得好，我们就要，你们会拉吗？”场上的人都哑口无言了。

　　由于是县革委会出面，村里也阻拦不了。冯健第二天就要去县剧团上班了，那年他才15岁。可爸爸却高兴不起来，爸爸是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是个有思想、睿智的人。他觉得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接受教育的年龄，不应为了生活而去奔波。可面对当时残酷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很无奈。如果留在农村就看不到任何希望，辛辛苦苦在地里干一年连口粮都挣不够，一过年就没有粮食吃，到处去借，无异于乞讨。爸爸叮咛冯健不要放弃学习，空闲时间要多看书。因为当时每天全家人白天在生产队劳动，夜里爸爸在昏暗的油灯下给我们讲中学的课程，冯健一走会中断学习的。

　　冯健去剧团上班了，从此跟随剧团过起了漂泊的演出生活。无论寒暑，风里来雨里去，一个村一个村，一个乡一个乡，有时还去邻县走台演出。冯健是个厚道孝顺的孩子，每月发了21元工资，除了留下伙食费，全部交给家里。后来经过我和冯健的努力，为小弟冯仪争取到了来县中学读书的机会，冯健就担负起了冯仪的全部学费、生活费。小弟冯仪于**后1977年考入大学学医，1988年赴美留学。现为美国肿瘤和血液科医生，曾任美国北达科他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为我们这个苦难的家庭撑起了大梁，使全家人度过了那艰难困苦的日子。之后，冯健被山西省歌舞团乐队借调，到省城太原工作了一段时间。

冯健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演出

　　打倒“***”后，1978年冯健考上了山西大学音乐系，四年后毕业，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做编辑工作。曾编辑过《每周一歌》《请您录音》《专题音乐》等节目。冯健编辑的《金奖提琴音乐会》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北京音乐台成立后，冯健担任晚间节目部主任、古典音乐节目监制，编辑主持过《通俗音乐会》《晚间音乐》《浪漫晨曲》等节目。1999年8月，他率北京音乐台小组赴奥地利萨尔斯堡音乐节转播音乐会获得巨大成功。奥地利国家新闻社为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深厚的音乐修养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使冯健的创作追求深刻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善于运用真实感人的细节把语言、音乐、音响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内容环环相扣，主题层层递进，有着浓厚的广播特色。

　　冯健创作的专题音乐节目《世纪之约》《巡天遥看一千河》《思想起》《音乐的宣言》《梦想的旋律》《送别》《永远的电波》《马兰的琴声》还有《爱的呼唤》等专题音乐作品分别荣获中国广播文艺奖一等奖、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广播文艺节目一等奖等奖项。冯健在培养女儿方面继承了家庭的优良传统，他的女儿冯兆姗曾就读于北京重点中学一零一。她是北京金帆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手，乐团赴美白宫演出时担任英文主持。现为美国著名大学埃默里的学生。

　　我的大弟冯健在儿童少年时代，因为社会历史的原因曾遭遇过许许多多的磨难，但兢兢业业、踏实努力、从不放弃的他最终收获了丰硕的事业成果。这种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是否能给当代的青年人以启迪呢？

2014年5月6日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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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健在指挥大合唱